阳江“小岗村”：分田到组为了吃饱饭

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而后到城市的，而农村的改革首先是以推进提高生产积极性、产权清晰界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面对当时“集体出工、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大锅饭”模式，安徽、四川等省群众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实践，其中又以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分田到户”最为出名。那个时候，作为广东沿海的阳江，一些地方的农村也积极开展了“分田到组”的探索。其中，位于东部沿海的莲北大队，就是探索的“先行者”，后来被誉为阳江的“小岗村”。

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工作，对广东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要求。在全市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之际，本报记者多次走访阳江早期分田到组分田到户的莲北村干部群众和当年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老同志，通过他们点点滴滴的回忆，重温阳江“小岗村”当年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以坚定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大锅饭”吃不饱，村里景象堪忧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折腾，阳江县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以及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看得越来越清楚，它严重脱离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民生活改善缓慢。

原阳江县农业局局长、今年88岁的老党史工作者曾昭群向记者提供资料显示：作为产粮大县的阳江县，每年水稻播种面积150多万亩，但产量增长缓慢，从1967年至1977年10年中，水稻年均亩产由357斤仅增至374斤，平均每年仅增1.7斤。农村人均分配收入为负增长，1976年是74元，1977年降至65元。劳动日值低，农村生产队超支户多，农民生活普遍十分贫困。

今年63岁的原阳江县新洲公社莲北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国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1975年，当时20岁的他被上级任命为莲北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娃娃书记”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为父老乡亲做点实事。然而，当年晚造，正当水稻扬花时，来了场“寒露风”，新洲公社晚造严重减产，莲北大队也未能幸免，公购粮无法完成，群众家里没有余粮，吃饭成了大问题。国家从河南调来了一批番薯干，分配四五万斤给莲北大队，大队按人口分指标给农户。

“当时一上任，我就一心想把生产搞上去，让大家有顿饭吃，结果事与愿违。看到父老乡亲，特别是老爷爷老太太啃着那并不好吃的番薯干，我的眼晴湿润了。”李国合回忆时眼角流下了热泪，说话时几度哽咽。

“从那以后，尽管经常给社员开会，做思想工作，讲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布置生产任务，但水稻产量仍不高，亩产三四百斤，收效甚微。”李国合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劳动力报酬过低有关。当时每个劳力日报酬不到3毛钱，一年下来，一个社员累死累活收入约100元，这直接导致了生产队社员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出工拖拉，生产常误农时。

“这种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到1977年更加严重。”李国合回忆，那一年早造，阳江出现了严重干旱，无水插秧，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我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劳力多的家庭，通过开荒种田种地，加强管理，水稻亩产有五六百斤，产量比生产队高，所种的番薯等也比生产队好。还有就是社员自留地的禾苗等作物都比村集体土地上的生长和收成好得多。”李国合说，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农村不会受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人存在一种这样的心态：“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生产队长没人肯当，每年春节过后每个生产队都为选队长犯愁。李国合回忆，没了积极性，生产队集体收入越来越少。有些家庭老人小孩多，工分少，核算下来还要向生产队缴纳超出劳动价值所得的粮食款，所以每年核算时，出现一些“超支户”，导致年年欠钱，农户越来越穷。大部分农户每轮圩(5天)圩日才吃上一顿干饭，其余时间吃粥。

好多次，李国合看到村里的老人和小孩跟着吃很稀的粥水，望着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群众仍然挨饿，我这个支部书记有责任啊!”李国合回忆，当时报纸和收音机都在讲“大办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外面的其他信息也没渠道了解，究竟怎样才能尽快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1977年秋后，李国合与大队治保主任、退伍军人梁尤业到北政3队时，发现该队正在悄悄地“分田到组”。北政3队一些群众说：“分田到组肯定能吃饱饭，这比逃荒要好得多。”队里一些老农说，其实，解放初农村三四户人家成立互助组，农户积极性高，生产连年丰收。

“老农的话，令我眼前一亮。1974年，我参加湛江地区在大沟公社赤坎大队的‘路线教育运动’时，地区农科所所长李富私下跟我说过解放初农村三四户人家成立互助组，群众生活很快得到了改善，这或许是条出路。”李国合回忆，当时很兴奋。1978年春节过后，李国合召开大队7人支委会，把自己的想法在会上说了。一个副大队长说：“这样搞是会犯错误的，上面会来抓人的。”李国合说，当时大队支委7人，有4人反对，他压力很大。

李国合提出了一个暗中分田到组的计划，就是将全大队实行分田到组，三四个农户为一组，自愿组合，农户完成公购粮等公派任务后，余粮由组里自行分配。对外不要张扬，仍称为生产队，生产队仍设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记分员。他同时加了一句话：“如果上级追究，我个人负全部责任。我本来是农民的儿子，回去种地也不想再看到大家挨饿。”这样说了，会上反对的人少了。李国合记得，当时他在会上说，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请大家不要对外张扬。

“我是1955年出生的，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尝够了饿的滋味。我们分田到组就是为了吃饱饭。”谈起当初这一要冒巨大风险的做法，李国合激动地说。

    

    

克服阻力“吃螃蟹”，推动分田到组改革

2018年11月26日下午，阳光灿烂，记者再次来到已经被行政调整到阳东区东平镇的莲北村看到，村里一片片水稻绝大多数已经完成收割，种粮大户领着村民们在晒谷场上忙着收稻谷。宽阔平坦的乡道，挺拔的路灯，漂亮的文化楼，与村中幢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楼相辉映。

记者走进莲浪、那黑和北政四村等自然村，走访了86岁的李自海、83岁的李创良、70岁的罗光照老人等几位村民，他们见证了当年分田到组分田到户的艰难过程。

“分田到组前，村民们都吃不饱饭，只能喝点稀粥。哪里像现在，日子好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李自海老人感慨地说。

李创良清晰地记得：“1978年3月初，我是莲北大队莲浪4队社员，接到大队通知可以分田到组后，群众十分拥护，立即行动起来，莲浪4队农户自愿组成了3个生产组。我们6户人家组成第一组，生产队将水田旱地分到了3个生产组，我们一组分得2大1小共3头黄牛，犁耙各2张。”

罗光照说，那时他是那黑第二生产队队长，他们队分成4个生产组。不到10天，全大队5条自然村14个生产队共2100多亩水旱地，按人头分到了1600多人手里，人均水田0.8亩，全部完成了“分田到组”。

“将田、牛、农具分到组后，群众热情高涨，自行购农资，办田开展春耕，田野一片繁忙。”罗光照回忆。

莲北大队刚完成“分田到组”，阳江县在县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题是“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李国合参加了这个会议，住在城里卜巷街一带的“教师之家”。

会议刚结束，莲北大队会计罗昌式上气不接下气地从乡下来到“教师之家”，神色慌张地对李国合说：“李书记，这下完了，我不小心跟公社办公室主任说漏了嘴，说了分田之事，主任认为这是大事，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公社书记如临大敌，向县委书记汇报了，县委书记报告了地委。”

第二天，李国合被通知回莲北大队，说地委书记刚好路过阳江，与县、公社书记一起准备听有关情况汇报。当他匆匆回到大队部时，看到3辆十分抢眼的“北京吉普”已停在门口。

上到大队部二楼，公社书记介绍，这是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并问李国合：“为什么要分田单干？”

李国合答：“我们这是分田到组，不是分田单干，要求社员完成所有公粮派购任务后，才可分余粮。我们这里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分别只有8分、1毛2分和2毛5分，农民日常吃不饱，生活极度贫困，不分确实不行了。”

“垮了，垮了，垮了，这地方组织垮了。”地委书记很严厉地说，这是变相单干，你胆子这么大，是谁给了你这权力？

当时公社书记在做记录，县委书记脸色很难看。李国合说，上级领导怎么批评他都可以接受，但瞬间觉得这样做连累了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他感到很难过。

正在这时，莲北大队副大队长梁大明走了进来，坐在穿着很朴素的地委书记身边。他不知道对方是哪一级的干部，竟然用手轻轻推了一下地委书记肩膀说：“同志，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现在群众累死累活还是吃不饱饭，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已经很难干了，要不你们来当当试试？”

“梁大明，这是地委书记，你说话要有分寸。”李国合提醒说。听了李国合的话，梁大明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说道：“真的是地委书记？”同时连说了几个“对不起”。

紧接着，新洲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李国合在会上作了检讨，说了为什么要分田到组的原因，表示自己愿承担全部责任。

会后，北桂大队支部书记赵汝文、双安大队支部书记李基和找到李国合说：“你在会上说的情况我们那里普遍存在，一直在苦寻良策。这不是检讨会，是经验交流会，你做得对，启发了我们，我们也要分田到组，让群众吃饱饭。”

检讨会后，县和公社派出一个30多人的联合工作队，来到莲北大队各生产队督促合队，制止单干。一名队员在莲浪二队看见一个农民独自一人牵牛准备耙田，忙拉住牛对农民说：“不准单干，你到队集体去耙田吧。”该农民一听，火冒三丈地说，你是干部有工资领，我是农民不耕田会饿死的。争执之中，队员被农民推落田中，一身泥浆，十分狼狈。

但各生产队分到组的牛被工作队统统收缴到大队部门前一块空地，村民要签了合队保证书才可将牛领回。压力之下，莲北大队群众耍起了太极，表面上表示服从“合队”，等联合工作队一走，仍按照事先约好的“对内分田到组，对外称生产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制止分田受到农民兄弟抵制，上面想制止都制止不了。

    

    

农民收获有余粮，尝到发展生产甜头

分田到组后的农民兄弟，不用人喊开工，积极投身春耕生产。亲戚帮亲戚，好友帮好友，邻居互相帮，每天早出晚归，三四天就完成了以前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的插秧任务。通过筹钱买肥，做细致的田间管理，田野生机勃勃，绿意盎然。1978年早造，莲北大队农户亩产普遍超过600斤，获得了大丰收。“一造完成全年公粮等任务后，余粮保证了家家户户每晚有饭吃，晚上不用吃稀饭了，真是天壤之别。”罗光照回忆说。

生产时间自由安排，农民根据实际种植花生、果蔗、番薯、木薯、香芋等经济作物。1978年晚造，莲北大队又获得了大丰收，粮谷满仓，家家有余粮，养起了鸡鸭鹅，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9年晚造收获后，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大家觉得分田到户比分田到组能更好地安排生产时间，发挥人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生产发展。”李创良和罗光照说，也就是那个时候，莲北大队陆续完成了分田到户。

这中间有一段插曲。莲北大队通过分田到组，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他大队乃至公社外的大队也跟着学了起来。分田到户后，邻县恩平和台山有群众到新洲圩趁圩获知消息，回去后，群众也嚷着要分田到户。没多久，在325国道阳江与恩平交界处，江台公路阳江与台山交界处，分别竖起大牌子，上面写着“坚决抵制阳江分田单干风”。

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农民没有生产、出工、销售等自主权，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每逢说到“包产到户”，如洪水猛兽，谈之色变，谁搞都没好下场。原广东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成在接受党史学者采访时介绍，当时各地农民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冲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下面的这个做法引起了上面很大的争论和压力，各级干部认识分歧很大，只有少数人支持，广东曾有一个县正式作出反对包产到户决议。

在当时的情况下，莲北大队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然而，各地包产到户的越来越多，势不可挡。

1980年9月中央下发75号文件，在这个问题上开了口子：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农民有要求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事实上，分田到户后，生产发展得更好，特别是推广种植杂优水稻后，亩产达到了800斤到1000斤。”罗光照说，吃不用愁了，一些群众平时还在家里做起了以前只有节日才做的糕点享用，农村人的衣着也开始光鲜起来。农民开始到阳江、中山、深圳和广州等地找活干或做生意，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眼界也开阔了。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后来又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这一政策一直得到很好的延续。

从那以后，莲北大队与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新建楼房一年比一年多，如今小汽车也进入农民家里。

“现在农业现代化程度，在4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村里涌现了10多户种粮大户，他们承包十亩几十亩稻田，采用插秧机、收割机作业，亩产高的有1200斤，低的也有八九百斤。”村干部说。

村民李万结、何秀美夫妇是莲北村最大的种粮户，共承包种下了30亩水稻。何秀美边堆放金黄的稻谷，边笑着说：“今年粮价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40年前的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农村进一步改革和乡村振兴的任务，40年前的分田到组、包产到户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副教授李联德认为，当年农村由“合”到“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要求。邓小平在26年前的南方谈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问题为导向，对症下药，降低生产制度性成本，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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